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先声的教会大学相继建立。
上篇
清同治三年（1864），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登州（今蓬莱）观音堂兴办免费义塾，起名蒙养学堂。1872年取“以文会友”之意，将学堂定名文会馆，也称登州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英国浸礼会与美国长老会决定合办大学，将文会馆与青州广德书院合并，1904年迁至潍县（今潍坊市寒亭区），取名广德学堂，与青州神道学堂、济南共和医道学堂并列，统称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
由南望北的齐鲁大学校园，圩子墙清晰可见
1908年，英国传教士卜道成在济南南圩子城外以“永租”为名获得土地545亩，开始筹建大学。1911年校舍基本落成，开始招收新学生，并为日后结束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四科三地的局面打下基础，学校及附属医院共占地800亩。为方便学校和附属医院之间出入，南圩子墙新辟一门，名“新建门”。
南圩子墙根的齐大职员
校园平面对称布局，主体建筑由美国工程师佩利姆设计，西方近代建筑形式，结合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手法与符号。办公楼位于校园正北，康穆堂在南，东西两侧由北向南对称布置考文楼、图书馆、柏根楼、齐鲁神学院，六座建筑中央辟有中心花园，为西方园林布局，八条鹅卵石道路呈放射状铺陈。
教学及办公楼多为二三层，高石基，清水灰砖墙，花脊小瓦，歇山式屋顶。每座楼的入口处为中国古典式垂花门罩，山墙山花砖石雕刻精细。教学楼正南为教工宿舍，均为两层欧式别墅，住宅南侧有瓜田和果园。男女学生公寓分列东西两侧，人称东村和西村。校园还附设有水塔、麻风病院、游泳池、运动场、崇德小学和西人小学。
齐大康穆堂
齐大校园里的学生们
1917年，广德学堂、神道学堂和共和医道学堂齐聚济南，汉口大同医院和南京金陵大学医科并入共合大学医科，加之早一年并入的北京协和医校，合并成立私立齐鲁大学，但英文名称仍沿袭旧称，设文、理、医三个学院。后来增加神科、社会教育科、天文算学科、农科和国学研究所。因系教会大学，校政一度由英国、美国、加拿大人主导，并在加拿大注册，其学历和学位在英、美、加三国均得到承认。
1917年齐大招收第一批学生时，是全国唯一设有天文系的大学，校园东南角设有天文馆，有大小两座观象台，拥有两架天文望远镜和成套先进仪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齐大南迁成都华西坝，天文系停课，天文馆和天文仪器就地保存，设专人看管。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齐大停办，那两台天文望远镜及成套仪器，搬运到紫金山天文台。齐大校园内留下的那两座成为空壳的观象台不久被拆除。
齐大网球场背后是观象台
齐大天文台长王锡恩（左）与助手田席卿在观象台前合影
最初的齐大没有围墙，校园边界栽种着成列的洋槐，部分区域用木桩栓铁丝来划界，自然也就没有正式的大门。1924年，在正冲圩子墙新建门的地方建校门，由校友集资捐建，也称校友门，形制借鉴中国传统牌楼风格，大门匾额镌刻“齐鲁大学”四字，由清末状元、后任山东教育厅长和山东大学校长的王寿彭题写。
从圩子墙新建门看齐大校友门
1924年4月22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乘火车由上海抵达济南访问，随行人员中除五位来自印度和英美的外国友人外，诗人徐志摩和山东籍作家王统照，受梁启超创办的北平讲学社委托，成为此行的全程翻译。当日下午，泰戈尔在大明湖畔省议会大院演讲完毕后，应齐大校长、英国人巴慕德当面之邀，前往齐大参观，并在医科讲堂作非正式演讲。他从自己在印度办学的经验与体会导入，现身说法，阐述其理想之教育观，自然赢得阵阵掌声。
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要求一切私立大学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外国人在学校董事会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1929年10月底，齐大学生掀起反对教会奴化教育、争回教育权的学潮。
1941年12月齐大全体学员为巴慕德校长回国送行
1930年，时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孔祥熙任齐大董事长兼名誉校长，首任华人校长由教育部常务次长朱经农担任。此后，校园内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不入教的师生数量也大幅度增加，礼拜堂康穆堂也改为大礼堂。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如文学家老舍，历史学家顾颉刚、钱穆，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报界名人孙伏园等纷纷到此执教，给校园吹来阵阵清风，也使齐大在省内乃至全国影响力不断攀升。学界遂有“南齐鲁，北燕京”之说，就医科而言，“南湘雅，北齐鲁”成为业界广泛共识。
老舍先后两次客居济南，都是在齐大教书，时间合计长达四年多。1929年夏季，他结束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的教职后离开英国，途经新加坡并滞留半年，在一家当地华侨中学任教。1930年7月，返回北京，只住了三四个月，即应聘齐大文理学院，出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文学教授，讲授《文学概论》《文艺批评》等课程，并编辑校刊《齐大月刊》。
老舍撰写的《齐大月刊》发刊词
见过西洋景的老舍很喜欢这座校园，甚至认为“比公园强得多”，应该称之为“非正式的公园”。他写道：“一切颜色消沉在绿的中间，由地上一直绿到树上浮着的绿山峰，成为以绿为主色的一景……校园的全景，就妙在只有花木，没有多少人工作的点缀，砖砌的花池咧，绿竹篱咧，全没有；这样，没有人的时候，才真像没有人。”
来校之初，老舍只身一人住在校内被人们称作“马喀考米卡”的办公楼的二楼。1931年暑假前，他在这间屋子里，创作了那部在上海被不幸烧掉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再次让人痛心的是，老舍住过的这座办公楼在1997年的火灾中化为灰烬。如今原址上复建的新楼，体量较老楼高阔不少。
老舍当年住过的齐大办公楼
1931年暑期，老舍回京与胡絜青完婚，后偕夫人回到济南，在正冲校门的南新街租了一个院子，有三间北屋，一住三年。其长女舒济便出生在这座小院，取名济，看得出老舍对济南寄予的深情。如今这个小院辟为老舍旧居纪念馆。
1934年春夏之交，老舍携家人去了青岛，执教在岛城的山东大学。随后接替老舍教学任务的是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之子、剧作家、导演马彦祥，他也住在老舍最初住过的那栋办公楼的二楼。转年春天，在马彦祥倡议组织下，齐大成立话剧社，报名参加剧社的学生们十分踊跃。他利用晚上时间，耐心讲解话剧表演艺术，并每周指导两次排练。他不仅是导演，还是剧务，剧本油印、道具购置、布景制作他都亲力亲为，还自掏腰包。他导演的《女店主》即将公演时，校方以“男女师生同台有恋爱之嫌，不宜演出”为由，加以制止。他一气之下，辞职去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走上了更大的舞台。
齐大教工别墅前有瓜田果园
老舍第二次来齐大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5日，仅三个多月。他先是在校园内老东村平房小住，后搬到校园南侧那片供教工居住的小洋楼里。他住在长柏路2号的东半楼，楼下两开间是客厅和书房，楼上三间是卧室。“七七事变”后齐大南迁，老舍也去了重庆。他临走时，将全部书籍、讲义、日记和书稿，装入一个大木箱内，留在这座小楼上。不久日军占领了齐大，木箱散佚，下落不明。
齐大教员中，栾调甫是山东本土学者的代表。他祖籍蓬莱，出生在上海，因家里贫困，他回蓬莱老家在郭氏英文义学馆学习英文和“四书五经”，有较好的英文基础，并潜心研究先秦诸子。1920年，因其在上海翻译英文图书已经小有名气，遂应齐大博医会之邀到济南翻译医书。开始他蜗居在离齐大很近的山水沟东沿毛家坟的一间狭小陋室里。
齐大编译馆
1922年，梁启超耗费二十年精力写成的《墨经校释》一书问世，立即引来学界一片喝彩。但对墨子有独特见解的栾调甫却认为是“任意删改荡弃旧法，借其盛名，唱和成风”，势必贻误后人，便奋笔写下了《读梁任公墨经校释》的文章予以商榷。这篇文章是托《哲学》杂志社转寄的，没有留下栾调甫的通讯地址。有着大家风范的梁启超花了两年多时间才找他，称其造诣“即使不是绝后，也是空前”。梁启超与他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
栾调甫因墨学之辩而声名鹊起，经齐大中文系主任周干庭推荐，没有正规学历的他与曾任省立一中校长的先秦文学研究专家张默生一同被聘为中文系助教。他主讲墨学、文字学和《论语》。1929 年，齐大改制，成立文学院，将原中文系改为国文系，栾调甫被学生公推，担任国文系教授。他在齐大主持国学研究所多年，刚直不阿，不信教，也从不参加外籍神职人员组织的宗教活动。
中篇
1939年秋，史学家顾颉刚接受齐大刘世传校长邀请，出任南迁后的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他到任后，一边搜集图书资料，利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得到的捐助购置大量图书，又从沦陷区北平购得金石考古等学术著作，还有成都当地藏书家的寄存，使国学所图书总量达到八万册。另一方面，他选贤任能，网罗各路人才，其中包括史学家钱穆和甲骨学家胡厚宣。
齐大南迁成都华西坝时的实验室
顾颉刚甫一到任，便力邀钱穆。顾氏对钱穆有恩，钱作为一名中学教员，能登上燕京大学讲坛，即得益于顾氏力荐，他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但彼时钱穆专著《国史大纲》即将付梓，又需要在苏州侍奉母亲，故致函顾氏准假一年。顾氏回信应允，并许诺其薪水照发，还嘱托钱氏在家主编《齐鲁学报》。1940年夏秋之际，钱穆入川履新，而顾颉刚则萌生去意，遂将执管权移交给钱氏。这时的齐大国学研究所，已迁至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环境清幽，为读书佳地。钱穆主政期间，一边潜心治学，撰写了《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专著；一边坚持授课，成为齐大最受欢迎的“学术明星”。他还每周六举行讲论会，每月一次出行，师生关系轻松、融洽。
在齐大，钱穆还得到外校的一位追随者，即严耕望。1941年3月，钱穆从成都去乐山时在迁此的武汉大学做过一次短暂讲学，令即将毕业的严氏兴奋不已。钱感觉严有培养潜质，遂邀请其毕业后到齐大做自己的助理研究员，严自然欣喜若狂。当年8月，严氏来到赖家园子，跟随钱穆在此近三年。严氏刻苦，精进，又得钱穆耳提面命，进步神速。后来写出二百余万字的史学巨著《唐代交通图考》，被国际知名史学家余英时称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1943年秋，齐大国学所停办，钱穆离开，应邀执教华西大学，并兼课四川大学。
齐大华西坝时期的食堂
对北大毕业的胡厚宣而言，顾颉刚、钱穆都是老师。彼时北大，正是以胡适、顾颉刚的“新汉学”引领风尚，尤其顾颉刚发动的“古史辨”蔚然成风，对胡厚宣学术生涯影响深远。而对于钱穆，胡氏不仅欣赏其所讲课程丰富的知识、独到的见解与鲜明的风格，还清楚记得大学三年级时，钱穆带队去山东，游大明湖，登泰山，观曲阜“三孔”，见年幼的孔德成之情形。与顾颉刚和钱穆交好，是胡氏愿意到齐大的原因之一，而另一原因是，他听顾氏介绍齐大外教明义士收藏有不少甲骨，希望胡不要错过如此良机。于是恋恋不舍地离开由傅斯年领衔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投奔齐大。
这里提到的明义士，加拿大人, 1910年，25岁的他来到中国，在河南传教，他学了两年汉语后，1914年被派驻安阳。从此，他与殷墟近距离接触，看到了“有字的龙骨”。他从此经常骑着一匹老白马,以小屯村为圆心,开始收藏甲骨和其他文物，并由此开启了他对商代甲骨和青铜文化研究。此后三年间，他自称收藏了五万片甲骨，并从中选出2369片，亲手临摹，于1917年出版其第一部专著《殷虚卜辞》，这也是西方学者研究甲骨的首部著作。
1935年，明义士考察山东淄川石棚遗址
1932年秋，明义士应聘来齐大国学所任考古学教授。他来时，将其历年藏品中选出一部分，不远千里由安阳运抵济南，并以这些藏品为主，在齐大校园内办古物博物馆，以供教学和参观。从1932年至1936年，明义士在齐大度过了他生活最充实、学术研究最多产的四年。他在齐大开了“考古学概论”和“甲骨研究”这两门课程，并在此完成了《甲骨研究》一书的写作，发表了一系列甲骨研究论文，也使齐大成为甲骨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他还与同时供职于齐大的英籍教授林仰山一起，在济南及其周边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包括大辛庄、王舍人庄、洪家楼等史前、商周至汉代的文化遗址。
1936年夏，明义士回国休假,本打算来年秋天返回齐大。“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因种种原因再也没能回到中国。他委托朋友，将其在齐大的文物藏品代为转移，分别存放。其中一箱珍贵甲骨保存在齐大金库内，其余则埋藏在校园各处。他们还绘制两张“藏宝地图”，一张由其好友安德鲁·托马逊保存，另一张寄给了明义士本人。
1940年，胡厚宣由昆明到成都华西坝，赴任齐大国学所研究员兼文学院教授，直到1946年离开，时间长达六年半。在国学所的慷慨资助下，他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他的这部代表性巨著，可以看作是殷墟发掘之后，在重建商史方面的集大成者，这也为齐大国学所带来了良好声誉，得到了彼时教育部颁发的著作类二等奖及奖金八千元。顾颉刚自然对自己的下属和弟子所取得的如此成就欣欣然，谓之“以其辛劳，颇有贡献。”
明义士在齐大时的“考古学概论”手抄本
1945年9月，胡厚宣曾向校方请求，回济南查看明氏甲骨，他写道：“明义士博士，以三十年之精力，致力甲骨，尤为全世界学人之钦佩。此种工作，尚由本人承前贤之绪，继续进行。”他继而强调：“此批重要材料，约二三万片，除两千片外，十之九皆尚未发表，收回之后，拟约明义士返校，共同整理。”
1946年，齐大迁回济南，胡厚宣转任齐大历史社会学系主任。但令胡氏遗憾的是，直到他离开齐大，一直未能见到明氏甲骨。
1952年，时为齐大代理校长的林仰山即将离开中国之前，将“藏宝地图”及所代管的其他文物，一并交给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中有石器、陶器、玉器、瓷器、蚌器和甲骨，总计28743件，其中有甲骨8168片。1954年山东省博物馆成立后，这些甲骨划转省博成为馆藏。直到这一时期，胡厚宣终于看到明氏旧藏甲骨，他从中选拓548片，零古68片，收入其编著的《甲骨文合集》之中，算是心愿了却。
但胡氏彼时可能有所不知，除山东省博物馆外，南京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和维多利亚艺术博物馆也都有包括甲骨在内的明氏文物藏品。其中南京博物院所藏明氏甲骨2390片，系明氏所著《殷虚卜辞》的实物。其藏品流布去向和原因，说来纷繁。好在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所著《明义士和他的藏品》（修订版）一书，将明氏在华期间的文物收藏和甲骨学研究记述翔实，考据严谨，史料丰富，同时纠正了以往诸多谬误与讹传。
1947年，董作宾书赠明义士（山东大学博物馆馆藏）
1999年，在加拿大驻华使馆帮助下，明义士之子明明德将其父生前收藏的碑刻拓片、手稿、日记、信函和部分图书捐赠给山东大学。明明德1916年出生于安阳，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1976年至1980年，他曾出任加拿大驻华大使。
下篇
早年间，齐大学生中，有几位很值得一说。
一是组织胚胎学领军人张汇泉。张氏直隶文安县（今河北廊坊）人，1913年离开家乡到北平投靠叔叔家就读汇文中学，1918年被推荐到燕京大学预科班学习。第二年结束预科班学业后，张氏想学西医，但北平没有医学院，于是他当面向校长司徒雷登求助，并拿到其亲笔签名的推荐信，来到济南，找到了齐大校长巴慕德和医科院长施尔德，顺利就读这个学制长达七年的医科。按照约定，其学费由北平教育基金会资助。
齐大医学院大楼
齐大门诊部
1926年，张汇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解剖学和组织学助教，两年后晋升为讲师。1931年，经院长施尔德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及明尼苏达大学进修，这两所大学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均具世界领先水平。1933年，他完成研修回国，并将所学珍贵资料一并带回。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汇泉随齐大医学院南迁，当年出任医学院代院长。1938年，他将美国西北大学胚胎学教授Arey L.b所著《胚胎学》一书译成中文，成为本校及其他大学医科教材。这一时期他还在《美国解剖学》杂志发表论文。1949年，南迁师生陆续返回济南，齐大很快复课，他出任医学院院长。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他没有离开这个老校园，而成为山东医学院（后改为山东医科大学）副院长。其专著《组织学》《胚胎学》《组织胚胎学》被卫生部列为全国医学院校通用教材。
齐大医科夏令儿童学校全体人员合影
二是语言奇才于道泉。于氏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人，其父于明信与王祝晨、鞠思敏、范明枢并称山东四大教育家。他1920年入齐鲁大学，主攻数学、社会学和欧美史。
1924年4月22日泰戈尔来济南时，即将大学毕业的他，受济南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委派，成为泰戈尔的一行的地方翻译及陪同。22日上午，在他带领下，泰戈尔随行人员中的印度学者到西关冉家巷佛经流通处，西护城河第三虹桥附近的济南女子莲社等佛教场所，听了讲经，看了经卷。
1924年泰戈尔访问济南时，于道泉（后排左一）与嘉宾们合影
齐大毕业后他去了国立北平大学，任梵文教授钢和泰男爵的课堂翻译，并从其学习梵文、藏文和蒙文。于氏颇具语言天赋，通晓英、法、德、日、俄、西班牙、土耳其等国语言及世界语。为了学习藏语，他设法结识雍和宫里的喇嘛，与他们交朋友，并搬到他们院子里住了几年。
1930年，他首次将仓央嘉措诗歌翻译成汉语和英语版本《仓央嘉措情诗集》，时为燕京大学梵文教授、作家许地山为汉译本修改润色，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为藏文注音。于氏还编著《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为汉藏双语交流搭建桥梁。后来他成为我国著名藏学家、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学院（大学）教授。
三是龙山文化发现者吴金鼎。吴氏安丘县（今潍坊安丘市）人，1919年就读齐大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师从李济博士，攻读人类学专业。1928年春，他来到济南，打算到当时隶属于历城县的东平陵城遗址进行田野考察，途中路过城子崖时，出于专业的敏感，他看到路沟旁断崖的横截面与自然的土崖迥然不同。这一意外发现，还使他采集到了骨笄、磨光石斧，以及被他称作是“油光黑陶”的陶器残片。至1929年秋，他曾六次前往城子崖考察。
1931年，吴金鼎著《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出版，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丛刊甲种之七
他的这一发现，引起当时中国史学界高层的重视。1930年冬，他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考古组主任李济带领下，与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和王湘等人齐聚城子崖，展开了第一次发掘。1931年秋，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不久，考古学界将这一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以发现地命名为“龙山文化”。
1934年，吴金鼎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刘屿霞等人合著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报告共七章，吴金鼎独自撰写了第二章《城子崖地层构造》和第四章《陶片》，与他人合写的有四章。这是中国首次出版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
1946年，吴金鼎应母校齐鲁大学邀请，返回济南，曾先后担任校长室西文秘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历史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等职。在齐大期间，他不忘田野考古，亲自讲授《田野考古学》，并编写考古学讲义。他还一直惦念，有朝一日能重返考古发掘现场。1948年9月18日，吴金鼎因罹患癌症，在齐大辞世，终年48岁。
1941年齐大参加华北联合运动会获奖
四是观象台里苗氏三兄弟。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齐大各院系陆续迁回济南，天算系顺利复课。至1948年济南战役前，还招收了两届新生，总共不过十来名。有趣的是，男生中竟有三人均姓苗，都是济南苗家后人，其中苗永瑞为苗星垣之子,苗永宽、苗永明为苗海南之子。因苗兴垣和苗海南是同胞兄弟，都属“小苗家”，天文系“三苗”则是亲叔伯弟。
1940年代齐大女生宿舍
1952年9月，齐鲁大学停办后，苗永明留在济南，执教于山东师范学院，后为山师大物理系教授。苗永宽和同学许邦信跟随老师程庭芳去了南京，组建南京大学天文系，后来苗、许二人还都先后担任过南大天文系主任。苗永瑞和同学赵先孜则去了紫金山天文台，赵先孜曾任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苗永瑞后调至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和陕西天文台，曾任陕西天文台台长。1991年，苗永瑞以对中国航天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当选为学部委员，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也是天文学界第一位院士。
（本文图片均为历史照片）
